牟钟鉴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中国宗教通史》 图片由作者提供
《民族宗教学导论》 图片由作者提供
学人小传
牟钟鉴，1939年生，山东烟台人。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196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方向研究生毕业。1966年起在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1987年起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中国宗教学会顾问等。曾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全国优秀教师称号。著有《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新仁学构想》《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十二论》《君子人格六讲》及《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著）等。其中《中国宗教通史》《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分别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
北京海淀魏公村南，中央民族大学家属院里，牟钟鉴的书房改了几次，一个写着“真善美”三个大字的条幅总是高悬在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从来没有挪动过。据牟钟鉴的爱人王月华说，近些年牟钟鉴已经忘了很多事，开始进入一种返璞归真的孩童状态，但对于这三字条幅却格外看重，念念不忘。
求学北大
1939年春，牟钟鉴出生于山东烟台芝罘。父亲老实忠厚，信奉孔孟之道，以热心助人闻名乡里。少年时代，牟钟鉴认为父亲就是“老封建”，但父亲并不和他过多辩论。多年后，牟钟鉴回忆说：“我确实受到了家庭很大影响，但年轻的时候思想还在‘理性’的层面，还不能接受和理解父亲的观点，过了几十年，回归了，觉得当时的我肤浅，父亲在方向上是对的。”1951年，牟钟鉴考入烟台二中读中学。在语文课上，他跟着老师从《诗经》开始依次学习古典诗文，逐篇背诵，从此在心中植下了经典的种子，对传统文化有了兴趣。
1957年，牟钟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北大哲学系大师云集，不同的学术传统交织融合。到了牟钟鉴入学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学校相继恢复哲学系，调走了一部分师资，但在牟钟鉴眼里，北大哲学系依然是星光璀璨，阵容强大，“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比得上”。牟钟鉴听说，就在他入学那年的1月，北大举办了一场影响很大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会上，冯友兰先生阐释了他对中国哲学史遗产继承的看法，认为古代哲学命题有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抽象意义没有阶级性，可以继承，具体意义有阶级性，不能继承。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抽象意义是，无论学什么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与实习，这是很快乐的事，这样去理解，这句话今天还有用，就能继承。牟钟鉴赞同冯先生的看法，认为哲学要总结人类的思维经验，认识宇宙和社会的一般规律，我们继承前人的哲学遗产，当然只能继承那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至于具体应用，必须随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冯先生的说法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
在北大哲学系，牟钟鉴接受了系统的哲学课程训练。课下，他用大量时间研读马列经典著作。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书中，牟钟鉴既得到了丰富的知识，又学习了深刻的理论。他至今仍保留着那本1955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空白处满是当时写下的读书心得。读到“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时，牟钟鉴立马想到儿时在村里看大人扬场，用木锨把碾压过的麦糠麦粒混合物一次又一次扬向上空，借助微风把麦糠吹落在稍远的地方，麦粒则下落在近处，再用大扫帚轻轻一扫，就把糠与粒分开了。这不就是最形象的“扬弃”吗？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不也应当如此吗？这种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对他后来的学术道路、人生道路都起了重要作用。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让牟钟鉴受益良多，五年本科结束后，1962年，他坚定地报考了中国哲学方向的研究生，那年秋天被录取为任继愈先生的研究生。冯友兰当时是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牟钟鉴和同学曾多次到燕南园冯先生家请教问题。冯先生反复告诫牟钟鉴他们的，主要就两条：一是要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按照学习计划，一步一步扎实学习”；二是涵泳其中，先学后评，要进得去，“但‘进得去’也不光是进到里面去，能够在里边自由穿梭，也要能‘出得来’，尤其不要一上来就批判”。牟钟鉴说：“冯先生总是要言不烦，把做学问的诀窍传授给我们，我当时记住了，却没有真懂，直到若干年之后才开始受用。”
那时，任继愈正在主编《中国哲学史》教材，平时住在中央党校，牟钟鉴只能利用周末他回中关园宿舍的机会去他家请教。每次见面，牟钟鉴提出问题，任继愈往往不是直接回答，而是提示他去看什么书，向哪位先生请教，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找答案。在宏观上，任先生强调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揭示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也要把资料和观点统一起来。
“师者的第一位责任是原道和传道。”牟钟鉴一直这么认为，“我们这一代学人如果不能把上一代学人所原之道承接下来，又如何创新和传续下去呢？”牟钟鉴常说自己不是冯友兰的嫡传弟子，但是在传承前辈学者的学术统绪上，他的愿望从未游移，那就是“高度自觉、加倍努力，把学术传统接续起来，使之常驻常新”。
博采兼修
研究生毕业后，牟钟鉴被分到了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由任继愈负责组建，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世纪70年代末，任继愈开始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牟钟鉴与孔繁、余敦康等学者成为写作组成员。这个写作组学风纯正而开放，任先生不设框框，任凭大家独立探讨与发挥，但要求突出新颖的重点问题，省略学界讲得烂熟的内容。因此，《中国哲学发展史》打破了以往教科书的套路，读起来不会觉得老调重弹、令人乏味，而有开眼界、扩心胸的新鲜感。
任先生把原始思维、道教以及对列子、墨家的研究评价等专题交给牟钟鉴写。他把这当作从头摸索、苦练功夫的好机会。写原始思维，他就学习研究原始宗教神话，还学古人类学、考古学、儿童心理学、少数民族宗教与文学。写墨家，他就精读《墨经》，逐字逐句加以校订解读。读完《墨经》，他就把墨家以类比推理为特色的逻辑学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学、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学相比较。在研究道家和道教关系的时候，他对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产生了兴趣，成为日后从事中国宗教史研究的肇始。此外，他还领受了写作魏晋南北朝儒佛道三教关系的任务，便阅读《北史》《南史》《魏书》《梁书》《弘明集》《广弘明集》等典籍，领略三家学说要义及彼此异同，思考中国思想史上人文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和外来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这些都是他参加写作组之初未曾料到的收获。他后来回忆，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写作中，自己更大的收获是懂得了做学问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独立思考，运用辩证法。在先哲思想的熏陶下，他对中华文化的敬意和亲近感日益浓厚。
牟钟鉴参加了《中国哲学发展史》前四册的编写，但是在编第五册时，他选择了退出，原因是与任继愈产生了一个理论性的分歧——不赞成任先生的儒教说。他说：“我很尊重任先生，但我不能违心。我把自己的想法坦诚报告了任先生，他虽然看上去不高兴，却没有责备我。我顺利进入写作组是任先生对我的提携，顺利退出是任先生对我的大度，我不会忘记这一段重要的学术经历。”
学术研究的路向，常常取决于定力，亦得益于机缘。改革开放后，经历过学术积淀和人生洗礼的牟钟鉴迎来了人生的两个重要转变。一是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要组建宗教学学科，牟钟鉴好友吕大吉邀请他加入。牟钟鉴考虑了学术、家庭等多方面因素，于1987年从中国社科院调入“老师多民族、学生多民族，多姿多彩”的中央民族学院。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牟钟鉴工作生活都十分愉快，新的学术征程也随之开启。“我觉得我后来的转向，和民族大学有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相交织，一个问题搞不清楚，另一个问题也搞不清楚。”20世纪8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牟钟鉴十分认同这个观点，作为呼应，开始从宗教史的角度研究民族宗教学。面对这个全新领域，牟钟鉴迅速打开了局面，而“哲学也没白学，哲学思维可以帮我处理这些问题”。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先后成立，牟钟鉴以极大热情参与了这两个机构的工作。他大量参与相关活动、会议，“很多文章，许多儒家的东西，都是这阶段写出来的”。他来不及规划自己的学术道路，常常是因为哪项工作需要，或者哪个会需要，或者哪个刊物推动，就写哪个方面的文章。“这样我就成了一个杂家了。”牟钟鉴自嘲，自己“只是小杂”，“达不到大杂，大杂需要大学问”。
但在杂与多之间，牟钟鉴也坚守主攻方向，前期以研究儒道互补为主，后期以研究民族宗教为主，既坚定了自身的情感追寻，又锚定了终生的学术路向。以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为精神引领，牟钟鉴不断开拓个性化的学术之路，结出了令人惊叹的学术硕果。
他对儒学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并把这种探讨与应对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当时学界对于儒学的核心理念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仁”，有人认为是“礼”，有人认为是“和”。牟钟鉴认为，儒学的核心与精华所在是“仁”。仁与礼的关系是仁内礼外，以仁为体，以礼为用。仁与和的关系也是体用关系。礼代表秩序和规则，和代表和谐与平等，皆当以仁爱为基础。没有仁爱的礼教是冰冷的，没有仁爱的和谐是虚假的，都不会有真实的生命。他重点研究了孔子仁学的真谛及其在历史上的演变，从孔孟的“仁者爱人”，到朱熹的“仁者生意”，再到谭嗣同的“仁以通为第一义”，展示出仁学“爱、生、通”三大内涵，提出“新仁学”构想的六要义：“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回顾儒学的历史，特别是儒学在二十世纪的衰落与复苏，牟钟鉴预言，儒学将重新振兴，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牟钟鉴的中国宗教史研究，开端于初期道教和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后，这更成为他的主攻方向。2000年，他与张践合著的《中国宗教通史》出版。这部书介绍了中国宗教的各种类型、比较完整的宗教历史，力求揭示每一时期宗教文化的综合面貌，还研究了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展示了宗教文化的多侧面和宗教功能的多样性。此后，牟钟鉴从理论上把以往平行发展的民族学和宗教学结合起来，创立了民族宗教学，为中国特色宗教学增添了新的分支学科。
朱熹曾言：“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牟钟鉴尽己之性，博采兼修，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学术芳华。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写的一段话，牟钟鉴经常动情吟咏：“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他也在用自己的一生追求践行冯先生向往的境界。
旧邦新命
2012年，在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上，牟钟鉴获颁孔子文化奖。颁奖词这样评价：“他是本土文化的守望者，具有包容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在多元文明并存互动的今天，他一方面致力于振兴中华学术，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通和模式’新论断；另一方面坚持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倡导多元文明平等对话，主张会通中外，融合百家，汲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再创中华文明的辉煌。”牟钟鉴在感言中说道：“是伟大孔子的思想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还有老子智慧的帮助，他们使我确立了‘修己以安人’和‘返璞归真’的人生态度，以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文化、推行仁和之道为己任，不再彷徨四顾，不再为世俗偏见所迷惑，沿着‘至诚无息’‘和而不流’的生命之路坚定前行。”
对于自己的思想源头，牟钟鉴将其归之于恩师冯友兰。冯友兰家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牟钟鉴说：“早年他研究理学，构建新理学，发掘‘共相’与‘殊相’的精义，目的是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现代化是共相，中国道路是殊相，共相寓于殊相之中。这就超越了全盘西化论和国学独尊论。”
牟钟鉴坦言，自己的学术人生道路受到冯师的影响，不愿做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研究中国哲学总是带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力图把历史与当代贯通起来，通过自己对古典的觉解，使中国哲学具有真实的活的生命，能帮助当代青年吸收一些先哲的智慧，更好地思考现实问题，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当代转型。所以牟钟鉴写了《儒学价值的新探索》《走近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等书，反映了他走出象牙之塔，用“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的“三新之方”对中国文化路向和新时代民族精神走向所进行的探索。
步入新世纪，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日益受到各界重视，国学研究方兴未艾。牟钟鉴置身事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与呼，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质疑〈国学质疑〉》《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会通之路》等一系列文章。他还以罕见的斗争姿态，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思想倾向或观点进行正面批判。这些也许算不上学术成果的文字，恰恰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牟钟鉴：一方面兼容，温和，倡导以和为贵；另一方面，刚健中正，和而不流，有自己的坚持。
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2006年1月，《光明日报》发表了陈来和牟钟鉴两位学者的对谈《儒道对话：如果没有道家》，陈来代表儒家立场，牟钟鉴代表道家立场。在对谈的最末，陈来教授幽幽地来了一句“牟先生对道家、道教都很有研究，并且有个整体的框架，但他骨子里是个儒家”。现场听众会心一笑。
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是牟钟鉴的家国情怀所在。因此，他毕生向往“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不懈追求“真善美”。
（作者：罗容海，系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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