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夏季稻田迎来丰收，在越南农业与环境部主导的试点中，101个低碳水稻模式覆盖4518公顷土地，每公顷产量提高5%至10%，每公顷利润增加114美元至190美元，同时减少了12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同一时期，泰国正大集团的“皇族金辉低碳大米”也进入欧洲超市。这片产区正将“低碳”从环保概念逐步转化为提振农业竞争力的核心战略。
“低碳大米”的本质是水稻种植方式发生系统性变革，其核心技术在于交替湿润灌溉——通过周期性排水打破厌氧环境，抑制甲烷菌繁殖。传统淹水稻田因有机物厌氧分解，每年释放约1亿吨甲烷，其温室效应相当于二氧化碳的20多倍。越南试点区数据显示，将低碳技术结合精准施肥后，单季可削减3吨至12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减少30%的氮肥和40%的灌溉用水量。
更大的突破在于生产体系的协同优化。在越南芹苴，农民通过整合节水灌溉与秸秆回收，不仅每公顷可降低生产成本41.8美元，还可额外增加40万越南盾的秸秆销售收入；缅甸则从加工环节切入，28家出口米厂正在安装总计41.9兆瓦的太阳能系统，其中，塞因莱米（Sein Lae Myay）米厂率先实现487kWp光伏供电，将清洁能源延伸至产业链下游。
东南亚各国正将“低碳大米”纳入国家农业转型框架，实现的路径各具特色。越南采取政府主导型模式，以“百万公顷优质低排放水稻计划”为中心，目标是到2030年覆盖湄公河三角洲50%以上的产区，其创新点在于建立国家品牌认证体系。今年4月，越南授权7家公司生产1.92万吨低排放优质稻米。其中，越南中安高科公司以820美元/吨高价出口日本，高于普通大米价格90%左右；泰国则依靠私营资本驱动。泰国正大集团通过订单农业连接市场与技术，向签约农户提供250泰铢/吨的补贴，举办耕作研讨会，并依托日本伊藤忠商事渠道进入日本市场。其“低碳大米”产量计划从2025年的2万吨增加到2026年的4万吨；新加坡淡马锡生命科学院则在老挝等地推进低碳稻种植试验；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投资1.2亿比索（约合210万美元）建设废弃物制能项目，用沼气发电支持生态农业。这些探索共同指向区域农业的低碳重构。
低碳大米兴起恰逢全球大米市场动荡期。2024年9月，印度解除大米出口禁令后，亚洲市场供应激增，导致今年5月泰国白米价格跌至431美元/吨，同比下降约30%。传统价格战模式难以为继，“低碳”成为破局关键。欧洲食品巨头、航空公司等买家由于需履行供应链减排承诺，主动采购高价“低碳大米”，这种绿色溢价机制创造了新的利润空间。越南试点农户的每公顷利润提高了36.7%，泰国“低碳大米”则通过品牌溢价抵消市价下行压力。更深层的转型在于价值链重构——越南正筹备将低碳稻纳入碳信用体系，参照其林业碳汇项目经验，为农民开辟出一条环境服务收益新渠道。
但“低碳大米”的种植和推广也面临众多挑战。首先，其基础设施存在短板。例如，在越南同塔省试点种植，因灌溉渠道老化无法满足“三次排水”技术要求，农民被迫简化操作流程。对此，业内专家指出，若世界银行的援助资金因政策延迟等原因被转走，该项目将遭遇重大挫折。这反映出“低碳大米”种植设施硬件升级具有紧迫性。其次，更复杂的矛盾在于农民的参与壁垒。低碳耕作要求精准的水肥管理，但目前碎片式的土地限制了技术应用效率。尽管泰国正大集团试图通过培训解决这一问题，但初期仍需250泰铢/吨的补贴激励农户。最后，“低碳大米”认证体系也存在缺失。当前减排量缺乏统一核证，高价大米是否能真的匹配环境效益？若监管缺位，绿色溢价可能沦为市场炒作工具。
“低碳大米”的更大价值在于提供可持续粮食系统的试验场。印尼在占碑省启动小麦种植试验，将低碳理念延伸至旱作农业；菲律宾的农业废弃物发电项目，则在探索循环经济模式；越南则计划借力外资，推进能源与农业的协同发展；新加坡在民丹岛建设的绿色工业园，将通过跨境清洁电力贸易支持低碳农产品加工。
随着全球碳市场进一步扩张，农业碳信用正从概念走向现实变现。越南已立法构建碳交易框架，林业减排项目已获加速森林融资以降低排放联盟（LEAF）的资金支持。一旦稻作碳汇完成方法论认证，湄公河三角洲的绿色稻田或将产出比稻谷更珍贵的资产——可交易的碳信用。
业内相关专家认为，东南亚的“低碳大米”革命，既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农技升级，也是重构全球竞争力的战略突围。当越南农民在排水控水的稻田里兼顾收成与减排，当泰国米商将绿色溢价转化为出口利润，传统农业正被赋予新的定义。这场转型不止于生产方式的改良，更关乎小农生计与国际市场的再连接，关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关乎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守护好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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